原标题:韩媒:西安变电站爆炸咋会导致韩国三星亿元损失?  【环球网报道 记者 魏悦】据韩国《朝鲜日报》6月19日报道,中国陕西省西安市变电站18日深夜发生爆炸,致使位于西安的韩国三星半导体工厂遭受亿元人民币的损失。  据中国媒体和三星电子表示,18日凌晨0时30分,西安南郊变电站起火爆炸,导致西安市多个区域停电。三星电子虽然没有和变压站有直接的电力联系,但由于电压的下降,也受到一些影响。三星电子相关负责人表示,部分半导体设备感应到电压异常自动停止运作,西安工厂约损失10%的生产力,造成约数百亿韩元的损失。  报道称,三星电子正在对数千片受到影响的晶圆和自动停止运行的部分设备进行检测,预计21日开始全面恢复生产。  据悉,西安工厂是三星电子在世界上唯一一个对3D NADA Flash进行量产的地方。 来源:环球时报责任编辑:

原标题:水利系统 近10名厅级官员涉腐落马  5月17日,中纪委官方网站发布消息称,重庆市水利局党组织副书记、副局长、总工程师冀春楼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以来,水利系统中落马的厅局级及其以上官员已有近十位,被处理的涉及腐败人员,不仅有部委官员,也有地方水利系统的领导干部。    公开资料显示,5月17日落马的冀春楼,1964年3月出生,黑龙江依安人,工学博士,198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8月参加工作。2010年9月至今担任重庆市水利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总工程师。  冀春楼落马已不是水利系统中落马的首位厅局级官员。  拉开水利系统反腐大幕的是广东省水利系统窝案,原副厅长的吕英明是这起窝案中落网级别最高的官员。他也被称作十八大后广东省第一个被“双规”的厅级干部。  广东省纪委2013年1月28日发布通报称,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省利厅原副厅长)吕英明严重违纪并嫌犯罪,决定给予开除党籍处分,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经初步查明,2008年1月至2012年5月间,时任省水利厅副厅长的吕英明滥用职权,违法批准某些企业的河道采砂许可证延期,导致西江河道被 严重破坏、国家巨额的经济损失。水利水政监察局副局长毛益勇等人工作严重不负责任,明知不法分子在西江流域猖狂盗采河砂,没有采取有力措施进行查处,导致 西江流域河砂被大量盗采,严重危害防洪堤坝安全。  正是西江流域盗河砂系列案牵出了厅局长一串:水政监察局原副局长许某,云浮市务局副局长陈某、水政监察支队队长吴某……西江全流域相关负行政许可和监督的部门,几乎连锅端。  2014年6月9日,吕英明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去年7月9日,吕英明受贿、滥用职权上诉一案,在广东高院二审开庭审理。    吕英明担任广东省水利厅副厅长长达11年之久,可谓是诸多副厅长中资历最深的一个。  在吕英明落马的两年后,曾经与吕英明共事多年的广东省水利厅厅长黄柏青、广东省水利厅原巡视员彭泽英先后落马。  据媒体报道称,《广东党风》杂志2015年9月刊发的一篇名为《静水之下,贪欲潜流》的文章指出,在黄柏青担任省水利厅厅长期间,黄柏青的违纪 违法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以利为绳编织出相互交织的“共腐关系圈”,政商勾结,上下串通,暗箱操作,买官卖官等呈现网状牵连。  面对省水利厅内“互相勾结、各取所需”的“潜规则”,黄柏青不仅没有大力整饬,扎紧笼子,反而更进一步将这种“潜规则”发展为“明规则”,“利益分割”成为系统内的公开秘密,一个重大工程往往如“分猪肉”般在多个关系人间分配。  他在省水利系统内部经营着自己的利益圈子,彼此间以利禄相勾结,以升迁相依附,将工程项目、采砂等“香饽饽”作为圈内人获取利益的“自留地”, 在工程建设中相互照顾、支持,默许圈内人资质不高的关系户参与其中,进行所谓的“利益分割”,将纪律规矩、制度条文束之高阁、置之不理。  2015年9月30日,经广东省委同意,广东省纪委对广东扶贫基金理事会理事长、省水利厅原厅长黄柏青严重违纪问题进行立案审查,对其进行“双开”,此前,司法机关已对黄柏青涉嫌犯罪问题立案侦查。  而对其多年的老搭档省水利厅原党组成员、巡视员彭泽英,2016年4月,经广东省委同意,广东省纪委对其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决定给予彭泽英开除党籍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从省水利部门到市水利部门,江西省水利系统在一年的时间内经历了一场反腐风暴。  2014年4月10日,江西省水利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文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文林是该厅排名第三位的副厅长,负责计划财务、外事、离退休干部、对口支援和水利扶贫工作;负责峡江水利枢纽建设。分管计划财务处、对外合作与科技处外事工作、离退休干部处、扶贫办;联系江西省水利规划设计院、河道湖泊管理局、水利投资集团公司。  据了解,江西省水利系统近年来有多名官员落马。2014年3月,江西省抚州市纪委曾通报金溪县原副县长徐俊,在水利项目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等方 面为他人牟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41万余元,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至此,该市纪委、检察院共查处市水利局、金溪县政府及5个县水利局 案件9件,涉案人员28人,其中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3人。  此外,2013年,江西省德安水务局局长李某因利用负责该局全面工作的职务便利,在水利工程承接验收和工程款结算、项目立项报批、干部提拔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15人所送现金401200元,李某获刑10年6个月。  据了解,作为江西省水利系统中落马级别最高的官员,2014年12月,江西省南昌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罪对江西省水利厅原副厅长文林提起公诉,该案的是否判决,尚未有公开消息。    2014年不仅对于江西省水利系统来说成为了反腐重灾区,贵州省也在这一年成为了水利系统的重灾区,贵州省水利厅原厅长、党组书记黎平,贵州省水利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副总经理等两名厅局级干部先后落马。  据媒体报道,在此前后,包括黔东南州雷山县水利局原局长金鸿,黔东南州天柱县水利局原局长刘建,遵义市绥阳县水利局原局长骆季科、原副局长童世亮,铜仁市万山区水务局原局长肖德汪、原副局长龙声模、原副局长杨顺清,铜仁市碧江区水务局原副局长姚志双等人先后落马。  2015年5月8日,贵州省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就黎平受贿一案作出一审宣判,判处其有期徒刑13年;2015年11月,黎平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今年3月25日,中纪委网站公布了黎平的忏悔录,在忏悔录的开头对他的犯罪事实是这样描述的:黎平利用职务便利,在项目扶持、工程建设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446.3022万元;生活作风腐化,与他人发生不正当性关系。  而这篇上千字的忏悔录,也揭开了这个曾经叱咤一时的原贵州省水利厅厅长与朋友、下属之间的权钱交易关系。黎平对自己的总结是“交友不慎,自坠深渊”。    2014年3月7日,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消息,水利部综合事业局原局长王文珂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水利部党组已免去王文珂所担任的职务。  据了解,王文珂自2001年起担任水利部综合事业局局长职务一职,还曾身兼中国水务董事长、新华水利控股集团公司董事长之职。水利部综合事业局是水利部直属事业单位,受水利部委托,承担水利科技推广、人才资源开发、水利水电建设与管理等方面的综合管理和服务工作。  据此前媒体报道,截至2012年底,综合事业局所属企业资产总额达460亿元、全年营业总收入为62亿元、利润总额超过10亿元。水利领域已经不再是 “清水衙门”,俨然成为了一些贪官觊觎的“肥肉”。  而就在被通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前夕,王文珂在水利部综合事业局2014年工作会议上总结发展成果时说:“就像今后按照这个模式发展,我们哪怕不用特别的费力气,每年资产增加100亿元的规模都不费力气,几年就可以做到1000亿元以上的资产,非常容易。”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曼双责任编辑:

原标题:中国公开东风21D 韩媒:回应美在南海部署航母    据韩国《朝鲜日报》网站6月14日报道,有分析认为,这是中国为了回应美军最近在中国南海部署2个航空母舰战斗群。这是中国媒体首次公开这样的场面。  报道称,最远射程达3000公里的东风21D可以在移动式发射台发射,也可以装载多个核弹头。  报道称,东风21D比一般巡航导弹更快,也可以在飞行最后阶段改变轨道追击目标,因此很难被防范。因该武器对美国航母战斗群的威胁较大,被认为是美国最关注的中国新型武器之一。  来源:参考消息责任编辑:

导读  “如果北京一旦实施交通拥堵收费,这有可能将成为其他城市效仿的样本。”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研究员董焰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提醒说,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要全方位多角度予以考量。  特约记者 张梦洁 北京报道  “我只能表示理解。”在北京或将加快推出拥堵费的消息传出后,一位接受媒体采访的北京市民表示。  近日,在北京政协的雾霾治理协商会上,北京环保局和交通委等部门明确表示,已经初步制定交通拥堵收费政策方案和技术方案,目前正处于进一步深入研究和论证阶段。  这意味着,北京征收拥堵费已经箭在弦上。  作为“首堵”城市,高德地图数据显示,尽管北京去年实行3次单双号限行政策(全国最多),但依然是全国最为拥堵的城市:高峰拥堵延时指数2.06,平均车速22.61公里/小时。  然而,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拥堵费”对拥堵的作用不一。此外,上海、广西南宁也曾就是否开征拥堵费做过研究。  “如果北京一旦实施交通拥堵收费,这有可能将成为其他城市效仿的样本。”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研究员董焰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提醒说,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要全方位多角度予以考量。  事实上,北京希望就拥堵收费,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了。所谓拥堵费,指的是在交通拥挤时段,对部分区域道路使用者收取一定费用的价格调节手段。  早在2010年12月,北京市出台28条措施缓解交通拥堵,“研究制定重点拥堵路段或区域交通拥堵收费方案,择机实施”,征收拥堵费开始清晰地浮出水面。  而后的2013年9月,北京市环保局发布《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要求交通委和环保局牵头,“研究城市低排放区交通拥堵费征收方案”。这标志着拥堵收费正式进入官方议题中,但实施范围的措辞从此前的拥堵路段和区域,变为城市低排放区。  此后,几乎每一年都会传出北京即将征收拥堵费的消息,但屡屡被搁置。比如,在2014年年初北京环保局印发《全市2014年流动污染源监管工作细则》之时,媒体就曾报道称这一政策将在2014年制定完成,并最快在2015年实施。  但拥堵费仍然“只听楼梯响,未见人下来”。就在几个月前,北京市交通委委员、新闻发言人容军在今年北京市两会期间表示,这项政策的实施目前还没有时间表,政策涉及面大,政府将会慎重研究。“是叫拥堵费,还是叫减排费,还是两个都包含,都不确定。”此外,还要就具体收费方式、技术路径、收费区域等方面进行充分研究。  但未曾料到的是,开征拥堵费的节奏突然加快。  “可能是受到各方面的压力比较大,所以争议已久的拥堵收费政策,在今年有了实质性进展。”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他认为,这与北京此前陆续推出尾号限行、摇号购车、停车费涨价等行政手段,但拥堵现象依然严重有关。  北京交通委数据显示,2011年实施小客车数量调控以来,增速虽然大幅下降,但70%以上小客车集中在五环路以内,日均行驶45公里,是东京的2倍、伦敦的1.5倍。  成功与失败案例  据媒体报道,北京拥堵费方案是市交通委会同市发改委、市环保局、市公安交管等部门,在充分借鉴新加坡、伦敦等城市经验上基础上初步制定的。  全世界最早实行拥堵收费的国家是新加坡,从1975年起新加坡政府在市中心6平方公里的控制区域,如果乘客数少于4人的车辆在上午7∶30至10∶15进入该区域必须出示购买的交通许可证,许可证售价约2.5美元/天(最初几年为1.3美元/天);伦敦从2003年起开始征收交通拥堵费,收费标准是每辆车进入收费区每天一次性缴纳5英镑的“进城费”,经过几次价格调整,伦敦的交通拥堵费已经涨到11.5英镑。  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发现,即使是在已开征拥堵费的国家和地区,同样也有成功和失败的案例。  在业内专家看来,伦敦就是一个颇为复杂的例子。自伦敦交通拥堵费征收方案出台后,只2007年,收入达到8亿英镑。但交通状况却无改善,因为伦敦征收拥堵费之初有一点收效,但政策实施不久便又继续拥堵,甚至越收越堵。  而且,相关材料显示,伦敦拥堵收费政策执行前三年,由于政策运行和维护的成本较高,系统费用支出为2.89亿英镑,占到征收费用的48.28%。  相反,新加坡拥堵收费效果无疑成效显著。实行拥堵收费制以后,进入控制区的车流量马上下降了一半左右,以后略有回升,但仍保持较低水平。  不过,北京的情况又有明显的不同。  来自北京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年末北京城市道路里程6435公里,比上年末仅仅增加9公里;而同期全市常住人口2170.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了18.9万人。换算下来,2015年北京人均城市道路里程每万人仅有2.96公里,已连续几年下降,这一均值比2011年更是大幅下降了0.2公里。  “所以,中国要实行拥堵收费政策,需要考虑自己的国情,不能简单照搬国外经验。”在赵坚看来,其实全世界也难以找出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为中国是否收、如何收拥堵费做一个参照。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看来,国外征收拥堵费的经验,在中国可能并不具有可操作性。  第一个问题就是,征收时间、区域的确定。在赵坚看来,新加坡模式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其国土面积小,且最早是在6平方公里的小面积内收费,所以“谁使用、谁付费”的原则,在实践中很容易操作;“而北京现在已经是全面性的拥堵,带有潮汐性特征,很难界定交通拥堵费的收费区域和时间。”  “是要在二环内的60多平方公里收费,还是要在三环内的100多平方公里收费?选择在哪个地区收还是不收费,都是不公平的。”赵坚进一步解释说,而且北京是棋盘式道路,所以不管在哪个地区收费,因征收拥堵费而私车出行受限的人,其实只是将拥堵转移到另一个地区去了而已。  第二个问题就是,拥堵费到底该征收多少?董焰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提出,各个国家的拥堵费标准并不统一,若北京拥堵费标准定得很低,其实根本起不到价格调节来缓堵的初衷,相反会因为增加一套制度的运行成本而平添财政负担;而一旦标准定高了,又会面临舆论的压力。  第三个问题就是,是否会导致其他交通方式的压力加大。曾在英国伦敦实地考察过的董焰说,欧洲市民工作日出行一般都以地下交通为主,周末才会使用小汽车外出;而中国很多地区地下交通并不发达,所以如果靠征收拥堵费来减少地面交通出行人数,那有可能只会加剧地铁的拥堵,反而起不到地面地下交通分流的效果。  董焰认为,拥堵收费政策的出台需要全面综合来考虑,“否则一边鼓励民众买车,一边买了车又限制出行,这其实是自相矛盾。”  “因为人口是无限增长的,而道路面积增长却是受限的。”董焰建议,北京要根本解决拥堵问题,一是要科学制定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向外移动,避免中心城区承担过多角色;二是要加强公共交通建设,尤其是地下交通。  而在赵坚看来,与其收拥堵费,还不如每年收取空间资源占用费,确保谁使用了谁缴费,比如一般的车一年交1万,排量大的车3万或者5万,因为其占用的空间更大、排量更大、污染更多,且征收空间资源占用费后取消摇号购车政策,谁都可以买车,收取的空间资源占用费都用于公共交通。责任编辑:

6月17日至24日,中国外交再度聚焦欧亚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塞尔维亚、波兰和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六次会议。7天的行程,将有哪些看点?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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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11-25 09:21:06